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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不務正業"當演員 曹可凡:表演是個技術活兒

    2019年09月26日07:11  來源:新京報
     
    原標題:曹可凡 表演是個技術活兒于我而言只能靠閱歷來彌補

      今年曹可凡有兩部參演的電視劇播出,巧合的是,合作的對象都是陳寶國。

      電影《左右》

      電影《上海王》

      電視劇《愛情的邊疆》

      電影《擺渡人》

      電影《金陵十三釵》

      董卿曾經這樣評價曹可凡,說他做了很多“不務正業”的事兒,寫書、唱京劇、唱越劇、畫畫、拍電影、拍電視劇。

      其實,就連做主持人,也是曹可凡最初“不務正業”的結果。

      曹可凡上的是醫科大學,研究生畢業后留校做了老師,帶過幾年學生。但是他一直喜歡文藝,大學時就通過比賽,成了上海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甚至放棄了能成為一名醫學教授的可能,而選擇做專職主持人。

      最近,在熱播電視劇《老酒館》中,曹可凡又搖身一變,成了日本酒客,“最開始定妝時,連我自己都沒認出來。”而對演戲這事是如何開竅兒的,曹可凡說要感謝兩個人,一位是張藝謀,另一位則是侯孝賢。

      村田,其實和寅次郎有點像

      曹可凡在《老酒館》中飾演了一個生活在中國的日本農民村田,他喜歡去陳懷海(陳寶國飾)開的老酒館喝點小酒,因為老酒館里都是中國人,所以每次去前他總是先換上中國服裝。曹可凡特喜歡《寅次郎的故事》,他覺得村田和寅次郎有點像,“都不端著,特別接地氣。”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日本農民,是被日本政府騙去東北的。為什么那么愛喝酒呢?因為有一次他在東北的雪山里迷了路,當地村民發現他,就用白酒幫他擦身體,才把他的魂找回來。所以他對白酒有兩種依賴,一個是物質上的,覺得中國酒不太一樣挺好喝的;第二,他覺得是種敬畏,他的命是白酒給救回來的。”

      接演村田,對曹可凡來說,完全是一個偶然。在這之前,他和陳寶國有過一次拍戲上的合作,當時也是出演高滿堂的作品。有天陳寶國身體抱恙,曹可凡學醫出身,認識不少醫生,就幫忙聯系了當地的醫院和醫生給陳寶國做檢查。

      檢查那天,是高滿堂陪著陳寶國去的。等待的空當,兩個人一起喝咖啡,“不甜不咸的,我們便聊起了天。滿堂老師是一個很敏感的人,他坐在那兒突然停下來,我說你干嗎,他看著我好長時間,說‘我在寫的一個戲,有個日本農民你來演嗎?’”曹可凡當時有點受寵若驚,“一個日本農民?中國農民我也沒見過幾個。”

      而高滿堂看中的正是曹可凡身上與角色一樣具有的喜感,“一般人不會找我演這樣的角色,總是讓我演知識分子,或者工程師、老師、醫生,突然覺得這是個驚喜,但也會覺得壓力陡增。”

      后來兜兜轉轉,劉江導演接了這個本子,他第一時間給曹可凡打去電話,“這個角色戲不多,就像茶館一樣,茶客跑來跑去,酒客跑來跑去,就占一段,但是故事很完整,從出現到結束,在有限的時間里面,很難得。”

      演戲,得益于張藝謀一句話

      曹可凡第一次真正演戲,是在張藝謀的電影《金陵十三釵》里,當時張藝謀教了他一個快速抓住角色的方法。“他給我舉了個例子,拍《秋菊打官司》時,他跟鞏俐說你就抓住一個字,慢。因為秋菊正懷著孕,所以她做什么事都很慢。起身、坐下來都要慢。”

      出演《金陵十三釵》中的“孟先生”時,曹可凡給自己找的點是“苦”,“心里苦。他為什么給日本人干活?為了救閨女,但閨女不理解他,所以貝爾演的角色曾說,你的女兒會感謝你是個好爸爸,但他卻說,在我女兒眼里我是叛徒。”

      這一次在《老酒館》里,他同樣是用了這個方法,“《老酒館》里我就抓一個字‘嬉’,里面刪掉了一點戲,有點可惜。講的是村田為了出去喝酒,不敢穿日本人的服裝,所以會找個地方先把衣服換掉,再去喝酒,回家前再把衣服換回來。”

      而演村田,對曹可凡來說難的是“喝酒”,因為生活中的曹可凡,幾乎很少喝酒,“我只能稍微喝點紅的。但我喜歡觀察人,特別是饞酒的人。”

      他記得有次和朋友吃飯,酒桌上有朋友的上級,也有部下,朋友會想各種方法讓別人喝酒,“其實他就是饞酒,我一直觀察他醉態的樣子。其實我在腦袋里儲存了很多這種典型的人物,需要的時候,就會把這個人物提取出來。”

      這個方法,曹可凡則是“偷學”于侯孝賢。當年,曹可凡去臺北采訪侯孝賢,“他打了個出租車就過來了,說他平時上班都坐公車,我問為什么?他說因為公車里,人不是很多,他在公車里可以觀察各種各樣的人,車里的人,馬路上走的人,然后把他們儲存到腦子里,創作的時候,就拿出來用。”

      曹可凡覺得,到了自己這個年紀,才開始演戲,在技術層面上和專業的年輕人相比都是缺乏的,因為沒有接受過系統訓練,“表演是個技術活兒,我只能靠人生閱歷來彌補,你經歷過的人和事都會成為你創作的來源。”

      兩次合作發現陳寶國的秘密

      《老酒館》算得上是曹可凡和陳寶國的第二次合作了。在他眼里,陳寶國是個嚴厲的人。

      “他對別人、對自己都很嚴厲。他拍戲時基本不帶劇本,我們對完戲后就把劇本丟了。合作上一部戲的時候,他有大概一整頁紙的臺詞,幾乎沒卡過一次。”

      此外,陳寶國拍戲時對現場的要求也很嚴,視野里面不準有亂七八糟的東西,不能有人隨意走動。在這個劇組,攝像、燈光,包括群演都不能玩手機,所以這個時候演戲是一個非常投入的狀態。

      曹可凡說,現在有很多演員,尤其是主演,都不會給對手戲演員搭戲。“基本上,拍完自己的部分,就撤了,但寶國老師,即使這個鏡頭沒有給到他,但在拍他的近景或特寫的時候都是一模一樣的,他會把你帶到戲里,尤其對我這樣沒有經過表演訓練的業余演員來說,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我還發現了他的一個秘密,他有本新華詞典總是隨身帶著,搞不清楚就趕緊查。”

      曹可凡以前不知道,有天,他問陳寶國這本詞典是誰給他的,陳寶國說他拍戲一般都會帶在身邊,只是不拿出來。

      “很多人見到寶國老師會覺得他有點高冷,其實他內心是一個很熱情的人。”

      早年間,曹可凡作為主持人,第一次采訪陳寶國時特緊張。“我是通過滕文驥導演約到他的,因為他不肯接受采訪。我就跟滕文驥說‘你別走,萬一他半道生氣怎么辦’。后來陳寶國一直拿這事兒笑我,說‘曹可凡害怕我發脾氣,把滕文驥押在那兒了’。現在熟了,發現他人特別好,像一個大家長,大哥哥一樣,讓人踏實。”

      人 生 事

      A 靠迷你版《可凡傾聽》

      ——醫科生“轉型”

      曹可凡上學的時候就對文藝很感興趣,“其實我們家族沒有任何文藝基因。”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譯制片那些高超的配音技巧,讓他著迷,甚至一度想要成為一名配音演員,“那個時候,還讓我媽找朋友到上海譯制片廠咨詢,看看我有沒有這方面的潛質。”朋友幫忙找到了配音演員翁振新老師,他對曹可凡的評價是:這孩子聲音不錯。“但是無論干什么,文化素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最后還是先去考了大學。”

      因為家中世代從醫,所以曹可凡選擇了醫科大學。大學期間,正好趕上上海電視臺要創辦一檔節目《我們大學生》,到各高校里選主持人。“我當時是學生會副主席,分管文藝,電視臺的通知發下來,我稀里糊涂也沒準備就跑去面試了。”

      到了,曹可凡才發現,人家都是復旦、華師大、上海交大的,“像我們這種專科學校的學生特少,而且那些文科生都是口若懸河的,特能說,我們就顯得有點木訥。也沒有什么手藝,就背了一篇文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然后通過了初試、復試,最后進入決賽。”

      決賽要求每位選手設計一個七八分鐘的節目,“當時央視有檔節目叫《觀察與思考》。我有個同學就是很典型的被討論對象,他有很多小發明,還申請了國家專利,但是學習成績不是太好。針對這樣的學生算不算好學生在學校里有過爭論,我覺得這個題目拿出來討論一下,就挺好的。”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當時就是設計了一個《可凡傾聽》的雛形版,“我要找一個采訪對象,想到了一位教授叫王一飛。他教我們組織胚胎學。其實那個時候他已經是學校副校長了,也不認識我,但他是學校里公認上課最好的老師之一。”

      曹可凡就這樣去敲了校長的門,校長人很好,立刻就答應了。“決賽直播那天的評委會主席是孫道臨先生,當天的討論非常成功,因為我們老師真的很能講,而且學識淵博,整個節目顯得很成熟。我因此拿到了第一名,做上了這檔欄目的主持人。”

      B 大學老師跳槽做主持

      ——同樣遭遇“冷板凳”

      在上海電視臺除了主持《我們大學生》,曹可凡還參演錄制了一些專題性節目,比如后來的《詩與畫》,“那是我第一次獨立做節目。”曹可凡說自己也算是運氣好,有一次,他坐公交車到臺里錄節目,快到站的時候,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一回頭,那人問:你是曹可凡嗎?“對方說自己叫鄭大禮,是我們臺的導演,也是著名電影導演鄭君里的兒子。他問我會做文藝晚會嗎?我以前在學校經常做,就說會。他又問我在臺里做過嗎?我說沒有。他說那你怎么知道你會,我說這不是差不多嗎?”

      那時家里都還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有一天家門口的公用電話亭找曹可凡,說有他電話,他噔噔噔地跑過去一接,正是鄭大禮導演,說臺里有個晚會,要他馬上去一趟。“那臺晚會,就是1986年上海電視節會歌的評選晚會,谷建芬老師的《歌聲與微笑》,就是在那臺晚會上評選出來的。”這事兒之后,曹可凡的主持事業愈發順利。但此時,他也面臨著大學畢業,是否要去醫院工作。考慮再三后,他覺得自己無法一邊做主持一邊當醫生,所以選擇了考研。

      “我還是去找了當時幫我做節目的王老師,我說我想考你的研究生。老師說我瘋了,因為當時我有一門課都還沒有學過。結果,老師給我補了三次課,每次兩個小時,我就把那本書給磕下來。”

      研究生畢業后,曹可凡選擇了留校,“所以現在上海很多醫院的主任、副主任都是我的學生,好多院長、黨委書記是我的同學。”

      1995年,上海電視臺有個機會可以給曹可凡轉正,“我的醫學導師是個非常開明的人,他說根據他對我的觀察,我將來做教授完全沒問題,但是要做醫學科學家,懸,因為個性太活躍。他覺得一個人選擇職業,應該把自己的能量發揮到最大,所以他也贊同我跳槽。”

      棄醫做主持人之后,曹可凡也遭遇過一段“冷板凳”時期。“我一直跟我的同事,我的學生說,你不要小覷那些你不順利的階段,往往它可能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就在曹可凡第一個事業低潮期,上海電視臺突然分出個新“山頭”上海東方電視臺,“規模很小、人很少,但是可以做很多節目,讓我反而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期。”后來有段時間,曹可凡沒什么事情做,有人找他拍戲,他就去了,從此又開辟出來一條演戲的出路。

      我從小就喜歡表演,我這個人模仿能力特別強,別人的聲音、方言都學得來。要問我主持和演戲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完全不一樣,演戲對我來說吸引力是什么?這個東西我不大懂,我永遠對我自己不懂的事有興趣,我希望把它弄懂。  ——曹可凡(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坤玉 人物攝影/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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