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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茁壯成長的新中國童書出版

    海飛

    2019年09月30日13:30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原標題:茁壯成長的新中國童書出版茁壯成長的新中國童書出版

      70年來,新中國童書出版業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大力推動下茁壯成長,從短缺到繁榮,從弱小到強盛,從封閉到開放,再到井噴式發展,創造了進入新世紀以來連續20年兩位數高速增長的奇跡,成為中國出版強勁的領漲力量,成為一個格局合理、體系完備、市場活躍的朝陽出版文化產業。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年出版4萬多種、品種世界第一,年總印數8億多冊、在銷品種30多萬種、銷售額達200多億元人民幣,擁有3.67億未成年人讀者,與世界上100多個國家有著友好出版交往的童書出版大國。

      童書出版是神圣又美麗的事業,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的新中國童書出版,是綻放在新中國大地上一朵美麗的出版之花。

      共和國初創:

      童書出版艱難起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使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翻開了嶄新的歷史篇章。百廢待興,百業待舉。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新中國出版事業的發展,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個月,即1949年11月,國家就成立了出版總署,開始新中國出版業的起步、規劃、發展。作為社會主義新中國出版業重要組成部分的少兒出版,也開始起步。

      初創的新中國家底非常薄,出版業在剛剛散去戰爭硝煙的廢墟上起步。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出版中心在以上海為代表的江南地區,全國只有211家出版社,其中,國營出版社27家,私營出版社184家,出版物品種少、質量差,遠遠不能滿足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的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以童書出版物為例,1950年全國出版的少兒讀物僅有466種,總印數573萬余冊,其中種數的70%、印數的59%是私營出版社出版的。而且,當時全國6歲至15歲的少年兒童約1億多,平均17個少年兒童讀者才有1冊少兒讀物,呈現一種嚴重的缺書少刊的書荒現象。

      新中國的出版業艱難起步,迎難而上。出版總署一手抓統一全國的新華書店,把解放區新華書店成功的發行渠道推廣到全國;一手抓出版社的公私合營、國營出版社的新建,并把全國的出版中心轉移到首都北京。

      新中國的少兒出版也納入到這個進程中。1952年12月,新中國第一家專業少兒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1954年,全國基本完成了對私營少兒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新版再版少兒圖書1260種,印行1369萬冊,其中國營出版社和公私合營出版社出版的品種數占60%,印數占80.4%。少年兒童的圖書擁有量也有所提高,增長到平均5個小讀者有1冊圖書。

      但全國少兒圖書奇缺的現象依舊十分嚴重:一是書店里無少兒圖書新書可購,流通的是新中國成立前的一些舊小說和武俠圖書;二是投機商人開設地下書店、馬路書攤,推銷的是一些內容不健康、色情淫穢、兇殺格斗、低俗荒誕、誤人子弟的有害讀物;三是在為數極少的少兒圖書中,存在著兒童文學圖書少、知識性讀物少、中低年級讀物少、學齡前兒童讀物更少的“四少現象”;四是少年兒童讀者最多的廣大農村,幾乎處于沒有少年兒童課外讀物的無書可讀的“高度饑渴”狀態。

      新中國成立初期少年兒童讀物嚴重缺乏的狀況,引起黨和國家各有關部門的重視。1955年8月15日,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向黨中央呈報了《關于當前少年兒童讀物奇缺問題的報告》,在匯報了河北、江蘇、山東等地有關情況后,提出了“大力繁榮兒童文學創作”和“加強兒童讀物出版力量”的措施。團中央決定在繼續辦好歸屬團中央管轄的在上海的少年兒童出版社、加強小學中年級及學前兒童讀物出版外,在北京創辦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加強小學高年級和初中學生讀物的出版,并建議江蘇、浙江、山東、河北等15個省份的人民出版社設立兒童讀物編輯室,加強全國兒童讀物的出版,同時還提出適當提高稿酬標準、加強發行和宣傳工作、增設兒童閱讀場所等建議。1955年8月27日,黨中央批轉了團中央的報告,要求全國有關方面積極地、有計劃地改善少兒讀物的寫作、翻譯、出版和發行工作。

      1955年10月5日,國務院機構設置調整后負責管理出版的文化部黨組,向黨中央呈送報告,提出了加強少兒讀物出版發行工作的4條改進措施。一是大力增加少兒讀物的品種和印數。計劃在之后兩年中,品種逐年增加25%,印數逐年增加20%,稿酬從千字5元至15元提高到10元至30元(當時文字最高稿酬一般為25元),并支付印數稿酬。二是增強少兒讀物出版力量。在成立中央級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同時,加強人民美術、人民教育、通俗讀物、音樂等中央級出版社和上海新美術出版社的少兒讀物出版,各地方出版社也要注意組織當地作家寫作少兒讀物,逐步建立少兒讀物編輯室或編輯小組。三是改進少兒讀物的用紙和印刷質量,降低少兒讀物定價。四是采取多種措施,加強少兒讀物的發行工作。

      隨著對外合作的不斷深入,我國少兒圖書越來越受到全球的關注。圖為中外出版人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翻看中國的精品少兒圖書。本報見習記者 楊志成 攝

      1956年6月1日,團中央創辦的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這是共和國第二家專業少兒出版社,從此形成了“南有上少,北有中少”的少兒出版新格局及“科普讀物找上少,思想教育讀物找中少”的少兒讀物內容新格局。

      1960年2月26日,針對1957年至1959年全國少兒讀物在品種、質量和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如3年出版了5937種少兒讀物,總印數1.89億冊,雖然品種、印數增加顯著,但思想性、藝術性不高,知識讀物缺乏,文學讀物題材面窄,低年級和學齡前讀物、畫冊少,農村少兒書少,印制質量差、圖片不清等,文化部黨組和共青團中央書記處聯合向黨中央呈送了《進一步改善少年兒童讀物的報告》,提出了許多改進意見。1960年3月5日,黨中央同意并向全國批轉了這份報告。1960年至1965年,全國共出版了少兒讀物4967種,總印數2.73億冊,少兒讀物的出版質量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從1949年10月1日到1965年12月,新中國成立16年,有了自己的少兒出版業。16年間,全國共出版少年兒童讀物19671種,其中新版10723種,總印數6.71億冊,總印張10.48億印張。16年間,全國涌現出了一批深受少年兒童讀者歡迎的優秀兒童讀物和作家。如兒童文學讀物中,有張天翼的《羅文應的故事》《寶葫蘆的秘密》,徐光耀的《小兵張嘎》,華山、劉繼鹵的《雞毛信》,秦兆陽的《小燕子萬里飛行記》,賀宜的《小公雞歷險記》,洪汛濤的《神筆馬良》,孫幼軍的《小布頭奇遇記》,任德耀的《馬蘭花》等。低幼讀物中,有張士杰的《漁童》,方慧珍、璐德的《小蝌蚪找媽媽》,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三毛迎解放》等。科普讀物中,有高士其的《細菌世界探險記》《和傳染病作斗爭》,以及郭沫若作序,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茅以升、華羅庚等幾十位科學家撰寫的《科學家談21世紀》等。特別是1960年7月,上海的少年兒童出版社開始出版中國少兒科普讀物的扛鼎之作《十萬個為什么》,用少年兒童最喜歡的問答式體例收集了1484個問題,僅1960年7月至1964年4月,總發行580多萬冊,有19個省份租型,并出版了蒙古、維吾爾、哈薩克、朝鮮文等文版及盲文版,版權輸出到越南、印尼等國。

      白手起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新中國的童書業,伴隨著共和國初創的豪邁步伐,腳踏實地地起步了。

      改革開放:

      童書出版飛躍成長

      1966年,“文革”開始,這使剛剛起步的新中國童書業遭受極大的損失,童書業停步了,出現了新的嚴重的書荒。“文革”后期,全國各地要求恢復童書業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對少兒出版予以了極大關注。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召開以后,根據“舊書也可選一點好的出版”的指示,被停業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部分工作人員,奉命從“五七”干校回京,成立圖書清理小組,著手清理“文革”前圖書,準備重印。1975年10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開始恢復出版業務,全國各地方出版社也逐漸恢復少兒讀物的出版業務。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我國進入到一個全新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一聲春雷,帶來了我國童書業飛躍發展的春天,經歷過新中國初創時期起步和“文革”時期停步的少兒出版,發生了根本性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少兒出版發生了四大變化。

      變化一:中國少兒出版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和厚愛,成為得道多助、厚重發展的出版文化產業。

      1978年5月初,“文革”后恢復設置的國家出版局邀請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出版社座談少兒讀物出版工作,對全國少兒出版中的問題進行疏理。1978年5月28日,國家出版局委托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京召開少兒作家座談會,會議呼吁作家們打破精神枷鎖,拿起筆來,為孩子寫作,把孩子們從書荒中救出來。1978年10月11日至19日,國家出版局在江西廬山召開全國少年兒童出版工作座談會,這次廬山會議是一次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事求是、勇闖禁區、迎接少兒讀物出版春天的標志性會議。會議制定了1978年至1980年3年重點少兒讀物的出版規劃,提出了1979年“六一”兒童節前出版1000種少兒讀物、3年內出版29套叢書的振奮人心的奮斗目標。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和全國少兒出版工作者的努力下,這一目標順利實現。

      中央有關部門把少兒讀物與電影電視、長篇小說作為“三大件”來抓。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從1994年起連續5年每年召開一次少兒出版工作會議,從性質地位、出版理念、改革思路、重點工程、整體質量、面向農村等各個層面為少兒出版定性、定位,凸顯了少兒出版的重要地位。新聞出版署在制定和實施《“九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中,專門把少兒讀物出版作為“需要特別重視的內容”的第5條、作為4個單列的子系統規劃之一來規劃。在被稱為“1200工程”的國家“九五”規劃的1200個項目中,列入少兒讀物選題85種,占規劃總數的7%。在國家“十五”規劃和“十一五”規劃中,少兒讀物選題的比例更是不斷增加。

      為了大力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優秀兒童動畫出版物,1996年6月24日,中宣部、新聞出版署啟動了中國兒童動畫出版工程,即“5155工程”,建立華東、華北、中南、東北、西部5個動畫出版基地,出版15套重點大型系列動畫圖書,創辦《中國卡通》等5種動畫期刊,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卡通讀物的發展,并為21世紀初中國動漫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996年10月,中宣部、新聞出版署聯合主辦了中國少兒出版物成就展,29個展團、兩萬余種少兒讀物,充分展示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少兒出版的豐碩成果,并為新世紀少兒出版業的發展描繪了燦爛的前景。

      變化二:中國少兒出版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為格局合理、體系完備的出版文化產業。

      “南有上少,北有中少”是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專業少兒出版社的基本格局。兩家專業少兒社,200多人的少兒出版專業編輯隊伍,200多人的兒童文學作者隊伍,編輯出版752種少兒圖書,當時的中國少兒出版,是純粹的供不應求的小出版。

      改革開放春風化雨,少兒出版如雨后春筍般的茁壯成長。一大批地方專業少兒社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相繼誕生,迅速崛起,并且擁有著美好向上的社名,如新蕾出版社、明天出版社、希望出版社等。少兒出版社編輯、發行隊伍和兒童文學創作隊伍也在迅猛發展。到2008年,全國有34家專業少兒社,260多家少兒報刊社,6000多名專業從業人員,5000多位兒童文學作家和畫家。同時,全國570多家出版社有521家設有少兒讀物編輯部門,有的大學出版社還專門成立了兒童出版分社,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和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等。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少兒出版體制機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全國性的專業少兒出版分工已經被打破,1977年,專業少兒社出版的圖書占全國少兒圖書市場份額的74.6%,2007年則降到30.3%。另一方面,全國少兒出版的體制機制變了。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在2000年5月與中國少年報社實現了強強聯合,組建了中國首家兒童傳媒集團——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30多家地方少兒社也相繼進入地方出版集團,走上集團化發展的軌道。全國專業少兒社實現了轉企改制,探索產業化發展的新路。

      少兒出版的蓬勃發展,也催生著少兒出版行業協會的發展。1986年,在新聞出版署的大力支持下,我國加入被譽為少兒出版界小聯合國的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并成立了國際兒童讀物聯盟中國分會(CBBY),開啟了中國少兒出版對外交流的大門,由改革開放前的閉關鎖國,發展到與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00多家出版單位建立友好往來。

      1994年,在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中國版協少兒讀物出版工作委員會,該委員會以“聯合、保護、協調、發展”為宗旨,每年召開一次主任會議和全國少兒出版社社長年會,傳達貫徹黨和國家的出版方針政策,研究討論全國少兒出版的現狀和發展方向;每年舉行一次全國少兒社圖書交易會,為專業少兒社打造一個展示出版成果、交流出版信息、開拓出版市場的平臺;每年評選一次“中國少兒出版10件大事”,真實記錄中國少兒出版在改革開放中的發展進程。1997年7月1日,委員會創辦了一份綜合性應用理論刊物《中國少兒出版》,努力宣傳解讀出版政策。

      變化三:中國少兒出版從短缺到繁榮、從簡陋到精致,成為市場最活躍、名品薈萃的出版文化產業。

      改革開放40多年,少兒出版從短缺到繁榮、從簡陋到精致,是整個出版界數量增長最快、品種增長最快、質量提升最快的出版門類之一。1977年,全國出版少年兒童圖書品種752種,1979年上升到1100種,1980年為2400種,1989年為3598種,1991年達到4000種,1992年為4605種,1994年近6000種,2000年7004種,一路攀升。告別了“站不起來、亮不起來”的簡陋時代,少兒出版不僅在國內書店里是最醒目、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而且在國際市場上也是獨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一道風景線。

      從新聞出版總署公布的全國少兒讀物出版情況來看,2006年,全國出版少兒讀物9376種(初版5630種),印數19975萬冊,972961千印張,總定價179501萬元;全國出版少兒期刊98種,平均期印數1116萬冊,每種期印數11.39萬冊,總印數22108萬冊,總印張605644千印張;全國少兒錄音帶1834種,1161.44萬盒;全國少兒激光唱盤(CD)799種,464.63萬張;全國少兒高密度激光唱盤(DVD—A)2種,5500張;全國少兒錄像帶6種,1.02萬盒;全國少兒數碼激光視盤(VCD)2231種,2464.82萬張;全國高密度激光視盤(DVD—V)279種,631.81萬張;全國少兒圖書銷售3.51億冊,34.1億元;全國少兒讀物出口67750種次,50.74萬冊,122.51萬美元;全國少兒讀物進口19646種次,32.52萬冊,241.43萬美元。數字充分顯示,我國的少兒讀物市場已經進入一個品種齊全、應有盡有、質量良好、豐富多彩的繁榮局面,建國初期17個兒童1冊書的短缺出版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有的家庭也開始有了自己的兒童藏書了。

      改革開放40多年,成就了一批優秀出版社、一批優秀少兒出版家、一批優秀兒童文學作家畫家、一批優秀兒童讀物。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等先后被評為全國優秀出版單位。有10多名少兒出版人獲韜奮出版獎,20多名少兒出版人獲評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30多名少兒社社長走上更重要的領導崗位,數百種少兒讀物獲國家圖書三大獎,近千種少兒讀物獲全國各種優秀兒童文學獎。40多年來,愛國主義少兒圖書光彩照人,《共和國領袖故事》《中國革命史話》《中華英杰》等展現了少兒圖書出版的主旋律,全國每年平均出版800多種(套)愛國主義圖書,成了少年兒童愛國主義教育的“底氣”。

      40多年來,我國原創兒童文學快速成長,力作叢生,名家層出。作家秦文君潛心兒童文學創作35年,出版了60多部著作,計800多萬字,先后70多次獲各種圖書獎,其中《男生賈里》出版20多年來,一版再版,暢銷全國,累計印行了220萬冊。作家曹文軒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創作出了《草房子》《青銅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細米》等一大批精品力作。其中,《草房子》再版500多次,每年銷售120萬冊,2018年銷售150萬冊;《青銅葵花》再版200多次,版權輸出英國、德國、意大利等20多國。2016年,曹文軒榮獲國際安徒生獎文學獎。作家張之路寫作40年,出書40多部,并有10多部拍成了兒童電影和電視劇,他的《霹靂貝貝》《第三軍團》《有老鼠牌鉛筆嗎?》等圖書深受廣大少年兒童喜愛。

      作家楊紅櫻創作的“淘氣包馬小跳”系列、《笑貓日記》等都是中國兒童文學暢銷書品牌。“淘氣包馬小跳”印行8000多萬冊;《笑貓日記》出版13年,現已出版25冊,發行量突破7000萬冊,銷售碼洋達10多億元人民幣。2008年,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完成了“童話大王”鄭淵潔30年童話創作的大集結,實現了“皮皮魯總動員”系列54冊“整艦起航”,累計銷量達2000多萬冊,銷售碼洋4億多元。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推出了《百年百部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書系》,強勢展示了中國本土優秀兒童文學精品。

      40多年來,我國的少兒科普讀物也有了長足發展,在全國少兒圖書選題中,科普圖書的比例不斷升高,如1996年占11%,2000年占21%,2006年占24%。被譽為“中國百科奇跡”的浙教版《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7年重印20多次,連續4年名列全國10大暢銷書之列,累計發行170多萬套,總碼洋超過1億元。

      40多年來,我國的低幼讀物和動漫讀物蓬勃發展,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為精美的少兒低幼讀物和相對現代化的動漫讀物的發展帶來了機遇,開辟了市場。圖文并茂、制作精良的圖畫書和低幼期刊得到了變得富裕起來的家庭父母的青睞,成了親子共讀的首選。

      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的《幼兒畫報》,匯集了高洪波、金波等全國優秀童話作家及插圖畫家,推出一批深受兒童喜愛的“紅袋鼠”等藝術形象,月期發行量最高時達170多萬冊。兒童插圖畫家吳帶生被譽為“嘟嘟熊之父”,他創作的憨態可掬、毛茸茸的“嘟嘟熊”,以及他主編的《嬰兒畫報》及品牌化的《嘟嘟熊畫報》,成了家長的育兒助手和廣大兒童的啟蒙讀物。

      我國的動漫讀物進入新世紀以來更是如魚得水,迅速成長。國產原創動漫圖書出版900多種,發行6000多萬冊,并涌現出了一大批深受少年兒童讀者喜愛、富有中國特色的優秀作品,如“藍貓”系列、“哪吒傳奇”系列等,為豐富多彩的少兒出版業增添了新的色彩。

      變化四:中國少兒出版從封閉到開放、從只有引進到開始輸出,成為大國崛起、影響世界的出版文化產業。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的少兒出版對外開放經歷了3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1978年至1990年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初創期。1979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與少年兒童出版社重新翻譯出版了一些在“文革”中被禁的國外優秀少兒圖書,并嘗試對外版權合作。少年兒童出版社的中國原創童話《寶船》等成了首批輸出日本的少兒圖書。1981年4月,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組建了改革開放后首支出訪團,與前南斯拉夫達成了合作出版《周恩來的故事》《中國民間故事》等協議。緊接著,一些非少兒專業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國外優秀兒童讀物和輸出中國優秀兒童圖書,如外文出版社的《葉圣陶童話選》被譯成多種外國文字出版。同時,一些相關的對外合作交流活動也開始起步。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亞洲文化中心舉辦東京野間兒童畫書插圖比賽,我國送展的《三打白骨精》《小蝌蚪找媽媽》等少兒圖書獲獎。

      第二個時期是從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到20世紀末的1999年的發展期。1992年,我國成為《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與《世界版權公約》的成員國,我國的少兒出版也進入了一個更加開放和更加規范的國際化進程。從全國出版界來看,1990年我國的版權引進圖書不足1000種,而到2000年已超過7000種,其中少兒圖書的引進也由1990年的不足100種增加到2000年的超過800種。這一時期,我國少兒出版社大踏步走出國門,頻頻參加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意大利博洛尼亞兒童書展等國際書展,并在北京舉辦了兩次國際兒童書展。

      第三個時期是進入21世紀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方位與世界接軌帶來的繁榮期。我國少兒出版迅速進入世界少兒出版圈,國際少兒出版商也高度重視中國這個巨大的童書市場,大量的國外優秀少兒讀物和暢銷書被引進國內,中國優秀少兒讀物也開始走出國門,一些重要國際會議和活動也在中國舉行。

      我國是全球童書版權引進第一大國,年平均輸入6000種至8000種。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了英國女作家J.K.羅琳風靡全球的暢銷書“哈利·波特”系列,連續27個月居全國銷售排行榜榜首。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引進比利時的《丁丁歷險記》和瑞典的《林格倫作品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引進了“冒險小虎隊”叢書,接力出版社引進了“雞皮疙瘩”系列、“藍精靈”系列,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引進了“國際安徒生文學獎書系”,希望出版社引進了“史努比”系列,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引進了“大幻想文學”系列等。2005年是丹麥作家安徒生誕辰200周年,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5年,我國出版了200多種安徒生童話圖書,發行量高達1000多萬冊。大批國際優秀少兒讀物引進出版,成為21世紀初中國少兒圖書市場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也使廣大中國小讀者與世界各國的小讀者站在了同一閱讀起跑線上。

      隨著對外合作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少兒圖書也開始了走出國門的努力,40多年來,我國有4000多種少兒圖書實現了海外版權輸出。目前,引進輸出比例越來越接近。同時,少兒圖書對外開放正向著多元共贏的方向發展,如版權投入分成、合作出版投資分成、合作出版同持版權、合作出版系列開發、版權代理合作等,合作開放,百花齊放,多姿多彩。

      中國少兒出版的飛速發展和中國少兒出版的大國地位,也越來越受到全球的關注。1996年以來,IBBY的歷任主席曾多次向中國分會提出,希望能在人口最多、兒童讀者群最大的中國舉行一次國際兒童讀物聯盟世界大會。經過10年的準備,2006年9月20日至23日,IBBY第30屆世界大會在中國澳門舉行,來自54個國家的500多名代表出席會議。與大會同時進行的有“安徒生獎展覽”“IBBY榮譽名冊展覽”等10個展覽。2017年,中國籍人士張明舟當選IBBY主席。

      新時代:

      童書出版高質量發展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標志著新中國進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中國高速度發展的童書出版,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突破了以“年”的概念來界定發展進程,進入了可以而且也能夠以“時代”的概念來界定的發展進程。中國迎來了一個高質量發展的童書大時代,一個真正屬于中國的童書大時代。

      2014年12月9日,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少兒出版工作會議。2015年7月9日,中宣部和中國作協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兒童文學創作出版座談會。

      高質量發展的中國童書,有7個重要標志。

      標志之一

      主題出版旗幟鮮明

      童書出版高質量發展,必須旗幟鮮明地做亮做強主題出版。許多少年兒童出版社都自覺地把主題出版作為出版要務和出版工程來抓,出版了一批富有時代特色的高質量圖書。如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推出了“偉大也要有人懂”系列,以及《新時代國情教育讀本》、“美麗中國·從家鄉出發”系列等,用符合時代特色的書寫向中國小讀者講述中國故事,也輸出到海外,引起國外許多小讀者的強烈反響。

      標志之二

      “中國好書”精品迭出

      圖書,是出版最根本的呈現。高質量出版的社會化表現,是出版讀者喜聞樂見的優秀圖書,是出版質量上乘的精品圖書,是出版彰顯文化傳承的傳世經典。

      進入新時代,為促進精品圖書的出版,除了“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等國家級獎項外,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導下,中國圖書評論學會推出了“中國好書”月評和年評。并且,中宣部出版局專門設立了鼓勵中青年作家原創的“優秀兒童文學出版工程”。多出好書,多出精品圖書,追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高度統一,成了新時代童書出版的重要風向標。

      新時代需要代表人民心聲的好書,新時代需要鐫刻時代印記的好書,新時代需要呼喚從文學高原走向文學高峰的好書。新時代的中國童書出版涌現出了一批精品力作,如《我的兒子皮卡》《艾晚的水仙球》《少年與海》《奔跑的女孩》等,這些精品力作,都閃耀著新時代兒童文學創作和童書出版的絢麗光彩。

      標志之三

      新出版格局充滿活力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童書的出版格局被業界稱為是“舉國體制”的出版格局,580多家出版社有550多家在出童書,幾乎社社出童書,但也有人認為這是滿天星式的、散沙型的出版格局。在童書高質量發展中,這個格局正在發生變化。

      2013年,地處華中的長江少兒出版集團應運而生,是由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跟海豚出版公司組成了法人聯合體的少兒出版集團。2014年12月1日,地處華東的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掛牌,它是內生裂變的法人實體集團。2015年11月28日,被譽為童書出版界“黑馬”的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與安徽時代漫游文化公司聯合,組建了時代少兒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而上溯到2000年5月23日,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和中國少年報社強強聯合,組建了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實際上這是一個地處北京的跨媒體的國家級少兒出版集團。4家集團,每家的年產值10多億元人民幣,加起來50多億元人民幣,占整個少兒出版總產值的1/4。中國童書出版格局分散、個頭不大、實力不強的局面終于有了改觀。

      除此之外,童書出版的專業化格局進一步強化。如“華東六少”抱團發展,專業出版的視野更加開闊,專業出版的水準不斷提升。2015年4月,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成立了文學分社,舉起了兒童文學出版的大旗。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依托特殊的海峽區位優勢,加強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的交流合作,推出“臺灣童書館”大型系列叢書,開創了高專業度高集中度的出版新格局。同時,一些非少兒專業出版社以及民營、外資的童書策劃機構也在迅速崛起,如新經典、小中信、童趣、蒲公英、果麥、魔法象、蒲蒲蘭、北斗等應運而生。

      標志之四

      “童書出版+”的融合發展競爭模式

      融合創新,尋找新動能,是中國童書出版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為童書出版走向新的發展平臺提供了嶄新的機遇和無限的可能。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傳統的童書出版進入了“童書出版+”的融合發展競爭模式。如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集團推出了“童書出版+學前教育”的發展模式,他們組建了“長江學習工場”,建立了我國幼教領域的首個“云平臺”,線上線下結合,集幼兒園管理系統、課程系統、培訓系統、家園互動系統、學習社區游戲系統、點讀產品系統和B2C電子商務平臺于一體。他們推動成立了湖北省學前教育研究會“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專業委員會”,研發了深受幼兒園歡迎的“邊做邊學”系列玩教具。搞得有聲有色,做得有滋有味。

      又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少兒分社充分利用外研社外語教育優勢,做“童書出版+幼兒園”的“打包教育服務”。他們打了兩個包,一個是圖畫書的包,一個是幼兒學英語的包。進幼兒園,一歲的小孩看什么圖畫書、學什么英語,兩歲的小孩看什么圖畫書、學什么英語,一直分級到上小學以前。他們專門培訓了一批講師,都是碩士生以上的,英語說得好,圖畫書也講得好。他們一個省一個省去做,最近在昆明發展了60多家幼兒園。教材包都是送的,不靠圖書掙錢,靠教育掙錢。再如江西高校出版社北京出版中心,他們做的則是“童書出版+兒童玩具+智能開發的手工類產品”或稱“童書出版+非書品”。他們已經有49種產品版權輸出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其中,“毛毛刷編織”系列很有新意、很有創意,只要動動手,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編織出形態各異的形象來,深受少年兒童的喜愛,寓教于樂,健心益智。

      隨著中國出版產業集團化和出版產業上市浪潮的到來,“童書出版+資本”的模式也應運而生。現在全國許多童書出版社背靠集團公司、上市公司,資本雄厚,通過資本運作,盤活出版資源,布局數字出版,布局IP業務。

      標志之五

      圖畫書出版朝氣蓬勃

      新世紀中國童書出版“黃金十年”,是以兒童文學創作出版的火爆為標志的。新世紀第二個童書出版“黃金十年”,除了兒童文學圖書依然火爆外,圖畫書出版的蓬勃發展,是新時代童書出版的一個重要標志。

      一是圖畫書出版品種飛速增長。從選題申報來看,目前,我國圖畫書年引進約2000種,原創約2000種,共計4000多種。全國童書年出版4萬種,圖畫書約占1/10。本土圖畫書的作家和畫家開始崛起,有的作者自編自畫,直接與國際圖畫書創作模式接軌。

      二是圖畫書出版質量不斷提升。有的本土原創圖畫書已經引起國際同行的關注,有的圖畫書在國際上獲獎,如《團圓》《云朵一樣的八哥》《辮子》《羽毛》《別讓太陽掉下來》等。

      三是圖畫書有了不斷壯大的創作隊伍、翻譯隊伍和專業的、學術的研究中心。我國原本就是個連環畫大國,加上大學美術專業設置廣泛,畫家隊伍力量豐厚。特別是一些年輕畫家,自編自畫,富于創新,出手不凡。同時,圖畫書研究機構也應運而生,2015年,北京師范大學成立了中國原創圖畫書研究中心,這是我國第一個專業的、學術的圖畫書研究機構,并且發布優秀原創圖畫書年度TOP10排行榜。

      四是圖畫書有了自己的獎項。過去,我國的童書獎主要是兒童文學圖書獎和科普圖書獎,圖畫書則沒有專門的獎項。而現在,香港設立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臺灣設立了“信誼圖畫書獎”,上海“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設立了專門的圖畫書獎,北京設立了“張樂平獎”,北師大和時代出版集團設立了中國原創圖畫書“時代獎”,北方出版集團和魯迅美術學院設立了“小麒麟獎”等。這些專業獎項的設立,極大地推動了原創圖畫書的發展。

      五是圖畫書市場既現代又接地氣。圖畫書和其他童書不同,它的市場不在地面書店,而在網絡書店和民間繪本館。當當網、京東網以及遍布全國的數以萬計的民間繪本館和圖書館,是圖畫書的“超市”,并且現在出現了手機微信群、朋友圈銷售的時尚模式。

      六是我國在互聯網時代創新制定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ISLI標準,并于2014年創建了國際插畫平臺助畫方略公司(lllusalon)。2015年10月,助畫方略公司與法蘭克福書展聯手創立了全球插畫獎。2016年6月,全球插畫獎正式向全球發起征集。2016年9月,大獎組委會征集到了50多個國家逾萬幅參賽作品,并將獲獎作品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展出。助畫方略公司推出插畫師服務平臺,為插畫師、出版社、作者、作品等提供全球性的原動力。

      標志之六

      國際合作異彩紛呈

      我國的童書出版國際化發展很快,已經不是簡單的你賣我買的版權貿易的單一模式了,大致可以歸納為5種模式。

      一是合作出書。例如,二十一世紀出版社把波蘭畫家麥克·格雷涅茨請到南昌,整整6個月,合作出版了《好困好困的蛇》等一批圖畫書;與日本鉛筆畫家木下晉牽手,合作出版了圖畫書《熊貓的故事》。來自巴西的安徒生獎插畫獎獲得者羅杰·米羅與曹文軒合作創作出版了《羽毛》《檸檬蝶》等圖畫書。英籍華人插畫家郁蓉與秦文君合作創作出版了《我是花木蘭》。西班牙插畫家哈維爾·薩巴拉與金波合作創作了《我要飛》。阿根廷插畫家耶爾·弗蘭克爾與張之路合作創作了《小黑與小白》。這些圖書質量上乘,國際影響力大。合作出書,是中國文化和外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二是合作辦出版公司。如二十一世紀出版社與國際出版機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合作,2011年成立了北京二十一世紀麥克米倫文化公司,出版了“不老泉”系列等圖書。這是一種重要的出版機構之間的合作模式。

      三是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如二十一世紀出版社與德國的青少年文化研究院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與德國的蒂奈曼出版社結為兄弟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聘請國際兒童讀物聯盟安徒生獎評委會主席亞當娜做總社的戰略顧問。

      四是舉辦中國的國際童書展,設立中國的國際兒童文學大獎。2013年,我國上海設立并舉辦了首屆中國上海國際童書展(CCBF),在亞洲乃至全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014年,中國上海國際童書展把原先的“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升格為“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不僅向中國的優秀作家頒獎,而且也向優秀的外國作家頒獎。舉辦中國的國際童書展,設立中國的兒童文學國際大獎,非常重要,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和童書出版的國際形象。

      五是走出國門,構建“一帶一路”童書出版平臺。“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實現中國夢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我國童書走向世界的重要平臺。2015年8月27日,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并購了澳大利亞新前沿出版社,成為我國第一家并購外國出版社的專業少兒社,把中國童書出版的觸角伸向澳洲市場。2015年8月28日,接力出版社成立了埃及分社,這是我國專業少兒社首次在國外建立分社。2015年9月3日,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與黎巴嫩數字未來公司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合資成立了時代未來有限責任公司,邁出了推廣“絲路童書國際合作聯盟”的第一步。

      標志之七

      兒童閱讀的春天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的兒童閱讀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時期,迎來了閱讀的春天。據2018年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權威發布,我國0—17歲未成年人圖書閱讀率為80.4%,人均圖書閱讀量為8.91本,與新中國成立之初17個孩子1本書相比較,毫無疑問,今非昔比,天壤之別。我國的兒童閱讀的春天,是由“三大推動”帶來的。

      一是國家推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中,國家推動毫無疑問是強有力的“第一推動”。中宣部在“五個一工程”獎的圖書獎中,專門設立了兒童文學圖書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圖書的門類;在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發布的“中國好書”月評和年評中,專門規定了童書的獲評比例,并在每年中央電視臺舉辦的“中國好書”頒獎晚會上重點推介。在所有國家級圖書評獎中,都凸顯了童書獲評的比例。國家新聞出版署也聯合各部委用國家產業政策支持實體書店的存在和發展。

      二是社會推動。社會推動,指的是社會團體、社會機構對兒童閱讀的推動。中國版協、中國作協等,都結合自己的社會分工、社會角色、社會特點,推出了一系列針對性強、社會效果好、生動活潑的兒童閱讀活動,如“少先隊讀書活動”“女童閱讀活動”等,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合力,打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和閱讀環境。

      三是民間推動。民間推動,指的是民間機構、民間個體、社區家庭對兒童閱讀的推動。民間機構如北京的新閱讀研究所,在廣泛征集專家意見和發動網絡民主投票的基礎上,認真研制出了由40本基礎閱讀書目和60本推薦閱讀書目組成的《中國幼兒基礎閱讀書目》,以及由30本基礎閱讀書目和70本推薦閱讀書目組成的《中國小學生基礎閱讀書目》。深圳的愛閱公益基金會為改善小學圖書館的圖書品質,推出了由4000本書組成的《愛閱小學圖書館基本配備書目》。一批由專家、學者、教授、作家、評論家組成的兒童閱讀推廣人、“點燈人”、“媽媽導讀師”等,長年累月地活躍在學校、社區、家庭,與老師、家長、學生、兒童面對面地進行閱讀推廣,播撒閱讀的種子,點亮兒童的心靈。雨后春筍般的繪本館,以及成千上萬的“故事媽媽”“故事爸爸”,為親子閱讀、書香家庭構建了最接地氣的書香社會。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巨大的經濟社會變革,不僅給中國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也給世界帶來了一股改天換地的強大的東方力量。中國的童書出版已經成功實現了21世紀初連續20年的兩位數超高速增長,我們完全有可能迎來一個真正屬于中國的童書大時代。

      “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我們期盼著在世界格局中真正屬于中國的童書大時代,我們在新時代中不懈努力。

      多出好書,多出精品圖書,追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高度統一,成了新時代童書出版的重要風向標。 本報見習記者 楊志成 攝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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